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噪音扰民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矛盾。许多民众在遭遇此类困扰时，第一反应往往是拨打110报警电话寻求帮助，却时常被告知“此类问题不予受理”，从而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这一现象背后，实则牵扯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噪音治理上的职责划分、执法衔接与权利救济等多重复杂议题。
从法律规范层面审视，噪音扰民问题并非无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了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监管要求，其中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同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处警告或罚款。法律虽已赋权，但在具体执行中，公安机关与环保部门、城管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却存在模糊地带。110接警平台通常将纯粹的邻里噪音纠纷视为民间纠纷，建议当事人向社区、物业或环保部门反映，而非直接出警处置。这种分工虽有一定合理性，却容易导致群众求助无门，降低执法效率。
究其根源，职责交叉与资源限制是导致110难以全面受理噪音投诉的关键。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的重任，警力资源本就紧张。若将所有噪音投诉纳入受理范围，势必分散处理重大警情的精力。普通民众难以准确区分噪音类型及其对应的管理部门，往往将110视为最直接、最权威的求助渠道。这种供需矛盾反映出公共服务信息不对称与协调机制缺失的问题。当群众投诉被多个部门推诿时，不仅损害政府公信力，更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的民事纠纷升级。
面对现实困境，完善噪音治理体系需从多维度推进。首要任务是厘清执法权限，制定明确的部门协作指南。可通过地方性法规或联合执法文件，细化不同噪音源（如商业经营、装修施工、公共场所娱乐等）的监管主体与处理流程，并向社会公示。应强化基层调解组织与物业管理机构的前端处理能力，将简单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社区可设立噪音调解委员会，引入志愿者参与协调，减轻行政与司法压力。
创新技术手段也为噪音监管提供新思路。一些城市试点安装噪音自动监测设备，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与证据固定，为执法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整合政府服务热线，建立统一的环保举报平台，实现投诉精准分流与处理进度可查询，能够有效避免群众重复反映却无人负责的窘境。从长远看，还需加强公众教育，提升公民自律意识与维权知识，引导社会形成共建宁静环境的共识。
最终，解决噪音扰民问题不能仅依赖单一部门或事后处罚，而需构建一个涵盖预防、调解、执法与救济的完整治理网络。通过法治化、精细化与社会化的多元共治，方能在维护公共秩序与保障个人安宁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民众的诉求得到切实回应，真正实现法律赋予的宁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