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实践中，“是从什么时候算”这一疑问往往关乎权利存续、义务履行及责任认定的核心。时效制度的设立，旨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社会关系稳定，而其计算起点——即“起算时间”的界定，直接决定了法律保护的期限与边界。本文旨在探讨不同法律关系中时效起算的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
一般而言，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遵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的标准。此原则强调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的结合。例如，在合同纠纷中，若一方违约，另一方自知晓违约事实及违约方身份之时起，通常即开始计算主张权利的时效。侵权责任领域亦类似，损害发生且受害人明确侵权主体之日，常为起算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并非纯粹主观臆断，法律上采用理性人标准进行推定，避免权利人因自身疏忽而无限期拖延。
但法律亦针对特定情形设有特殊起算规则。例如，对于分期履行的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涉及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算，充分保障其权利行使机会。在物权请求权中，如返还原物请求权，通常自权利人对物失去占有时起算，但若占有状态持续，则时效问题可能适用不同规则。这些特殊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不同法益的精细平衡。
除诉讼时效外，除斥期间的起算则多与客观事件直接关联。例如，对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算，且该期间固定不变，不适用中止中断。取得时效（如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但学理及比较法上存在）的起算，则往往以公开、和平、持续占有他人财产这一客观状态开始持续之时为基点。
起算时间的确定，在实践中常生争议。尤其在“应当知道”的判定上，需结合具体案情，考量信息获取的合理可能性。例如，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患者知悉损害与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时点，可能晚于治疗行为结束之日，法院需依据病历资料的可获取性、医学常识等因素综合判断。在金融投资纠纷中，投资者知悉虚假陈述事实之日，亦常成为关键争点。
时效起算可能因法定事由而中止或中断。权利人提起诉讼、提出履行请求或义务人同意履行等行为，均可导致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而因不可抗力等障碍无法行使请求权时，时效则可能中止，待障碍消除后继续计算。这些制度设计，旨在避免因客观阻碍导致权利实质丧失。
“是从什么时候算”绝非简单的时间点选取，而是法律价值判断与事实认定的交织。它既需遵循“权利可行使”的基本原则，又需兼顾具体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与公平正义的实质要求。明确起算时点，不仅是个案中维护权益的技术前提，更是整个法律秩序保持活力与确定性的基石。清晰界定时效起点，方能有效发挥时效制度督促权利行使、稳定社会秩序的核心功能。